合同诈骗罪裁判规则研究

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认定

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，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。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，因此，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行为，就构成合同诈骗。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，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。

在刑事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中，法院认为：在合同诈骗案中，一般而言，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用的目的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：（1）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、履行合同的条件，是否创造虚假条件；（2）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；（3）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；（4）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；（5）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，是否有挥霍、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。[5]在刑事指导案例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中，法院认为，还应当考虑“未履行合同的具体原因”这一因素。[6]

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，不能仅凭数额较大的财物不能返还的结果，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用的目的。以欺骗手段取得资金，但是能够按期偿还的不能认定，或者以诈骗手段取得财物，但用于生产经营的，亦不能认定。对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者生产经营活动，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挥霍的，不能仅注意到消费或者挥霍的绝对数值，还应兼顾消费或者挥霍数值所占的比例。[7]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著名音乐人苏越合同诈骗案中，对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“非法占用目的”给出了他们的解释[8]：

首先，诈骗所得款项未用于个人挥霍并不能必然否定合同诈骗罪的成立，在苏越案中，正是考虑到这一点，因此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认定为单位，并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苏越的刑事责任；

其次，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《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尚未失效）第二条所规定的6种情形来加以具体认定，包括：(一)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，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：1.虚构主体；2.冒用他人名义；3.使用伪造、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、介绍信、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；4.隐瞒真相，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；5.隐瞒真相，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、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；6.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、物的；(二)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、货款、预付款或者定金、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；(三)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、货款、预付款或者定金、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，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；(四)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、货款、预付款或者定金、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，致使上述款物无法 返还的；(五)隐匿合同货物、货款、预付款或者定金、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，拒不返还的；(六)合同签订后，以支付部分货款，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，骗取全部货物后，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，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。

最后，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中确定了认定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七个依据，对于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。